程 鋼

一、問題的提出

20世紀中葉以后，大學從社會的邊緣進入社會的中心，從遠離社會的象牙塔演變成為與社會聲息相通、共振共鳴的場所。一方面，人們對大學的要求越來越多，越來越高，人們希望大學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；另一方面，對大學的批評也日益增多，對大學精神的下滑深表不滿。造成這一切的背后原因是現代大學的本質功能失調。什么是現代大學的本質功能？如何解決其功能失調問題？已成為既很吸引人、又很令人困惑的問題。

現代大學本質功能失調的問題由來己久。在西方教育史上，直至18世紀末，大學的主要功能就是教學，特別是人文教學，這是自中世紀晚期以來大學一直保留的渾朴自然的功能。法國大革命之后，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誕生，為國家服務（主要是軍事技朮）成為大學的又一重要功能，打破了原先人文教學的一統格局。19世紀初柏林大學崛起，以新人文主義注入了新的理論活力，將大學本質界定為學朮研究，要求教學依附於研究。美國南北戰爭之后，為社會經濟服務也成為大學的重要功能，并在20世紀上半葉成長為“威斯康星模式”。歸納以上說法，現代大學的功能有三：教學、研究、服務社會。

20世紀中葉以來，有感於上述三種功能不足滿足社會對大學的期待，又掀起探求大學第四項功能的潮流。意見紛紛，各有表述。有人將大學與曆史上的教會相比較，主張大學要擔任“世俗大教堂”。有人主張，大學要“造就公眾心靈”。在我國，有學者說，大學要發揮“文化引領”的功能；還有學者說，大學的第四功能是國際化（國際交流）。

第四項功能的視角并不理想。這一視角忽視了大學本質功能失調的現狀。在原本復雜的三項功能之外再加一項，使大學變得更加復雜。

大學本質功能失調起因於大學功能搆成的復雜性。人們需要的不是提出與前三個功能并列的新功能，那樣的話無非是架床疊屋，使大學無法承受其過度的自重。真正有意義的是提出比前三項功能更抽象、更超越、更具有統攝力的功能。這一功能的目標是超越具體功用，統攝現有功能。

當下大學的問題是，它深陷於三項功能的矛盾分裂之中不能自拔，新功能的引入，不是要增加，而是要減損、整合、統攝。借用老子的話說：“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”此項功能的引入，是從為道的角度，對大學功能進行建設性的批判、統攝與整合。

因此，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使命的提出，并不是為大學增添一項新的功能，而是要以文化來統攝現有的大學功能，治愈目前普遍存在的本質功能失調病症。

二、從會通融合論看“文化的傳承與創新”

大學本質的問題由來己久。中國現代大學原本是舶來品，存在著功能失調、與本土文化不適的問題。民國初年，對於大學的本質功能，教育家之間存在著深刻而尖銳的分歧。有主張社會功利論者，有些大學直接以“求實學，務實業”作為辦校宗旨。有主張學朮本位論者，最杰出代表是蔡元培先生，蔡元培對功利主義進行了清算，積極捍衛大學的學朮本位。“大學者，研究高深學問者也。”這是兩種針鋒相對的理念，相互斗爭，各不讓步。在大學理念領域，出現了可愛者不可用、可用者不可愛的尖銳對峙，嚴重困擾了民國大學的發展。

會通融合論因此興起，試圖對上述兩種主張進行會通調和，詮釋傳統，自出新意。其代表作為梅貽琦、潘光旦的《大學一解》等論述。《大學一解》於1941年發表於《清華學報》，是中國學人對現代大學本質功能進行嚴肅學朮探討的成果。它會通了傳統儒家學說與現代大學理念。會通融合的最主要成果，包括如下方面：

其一，以傳統文化特別是以儒家經典《大學》中的“明明德”與“新民”統攝現代大學的本質功能。明德為體，新民為用，體用互動，共生共長。

其二，以“教化”統攝“新民”。“大學嚴然為一方教化之重鎮，而就其聲教所暨者言之，則充其極可以為國家文化之中心，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之匯點。”“一地之有一大學，猶一校之有教師也，學生以教師為表率，地方則以學府為表率。”

大學是“一方教化之重鎮”。這里所說的教化，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或禮樂文明。大學為“一方教化之重鎮”，就是以文化化育一方。此說比今日常說的“文化育人”更進一步。今人論及“文化育人”，其重點是用文化來育人，在這種表述中，大學成為被動接受文化的場所。《大學一解》更強調大學在文化方面的創新功能。“大學機搆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，蓋又不出二途。一曰為社會之倡導與表率，……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養與簡練揣摩。”

在此之前，中國大學困擾於知識本位/社會本位、個人主義/集體主義、傳承曆史/開拓未來等種種二元對立之中，上述理念融通對立，謀求中道。試略為列舉如下。（1）古今貫通。一方面，《大學一解》要繼承傳統理念（明明德與新民），論證現代大學理念“并未超越此二義（指明德與新民）”；另一方面，又力主大學要“超越几分現實”，為新文化之因素留下發展空間。（2）學朮自由與社會責任共生。一方面，《大學一解》力主無所不思，無所不言，學朮自由；另一方面，又極力反對“假自由之名，而行蕩放之實者”。力主用“博約之原則”制約“知”，以“裁節之原則”制約“情”，以“持養之原則”制約“志”。“知”、“情”、“意”是西方心理學朮語，而“博約”、“裁節”、“持養”均為傳統道德范疇。中西理念就在這復雜的表述之中自然融通起來。

三、“禮樂文明”通解

如果說，大學是“一方教化之重鎮”，那么，教化的目標就是實現人與自然、人與世界、人與他人、人與自我之間的和諧。這與儒學的社會理想相通，可以看成是禮樂文明順暢流行的社會。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，或者是禮樂流暢的社會，或者是野蠻橫行的社會。人類的一切文化活動都離不開禮樂文明。很難想像，作為“一方教化之重鎮”的大學，不將禮樂文明的實現作為自己的中心關懷。

這里要區分狹義的禮樂文明與廣義的禮樂文明。狹義的“禮樂文明”，它以《儀禮》為范本，將“禮樂”局限於社會關系之學，特別是與道德倫理緊密相關。廣義的“禮樂文明”，則以《周禮》為范本，表現得比較冷靜客觀，它既包容與治國技朮（典章制度）關聯的社會制度之學，也兼容《考工記》這樣的技朮知識。在廣義“禮樂文明”的概念中，我們完全可以包容現代科學技朮的存在。

在廣義“禮樂文明”中，人們不再僅僅生活在社會中，而是將自身溶入整個宇宙，“禮樂文明”就意味著實現人與自然、人與世界、人與他人、人與自我之間的和諧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禮樂文明可以在更超越的層面上包容人類的一切知識領域。

一般認為，整個中國傳統學朮的核心是經學。更有學者認為，經學之本在於禮學。在一定意義上，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。例如，梁朝皇侃指出:“六經其教雖異,總以禮為本。”晚清王闓運《論習禮》云:“治經必先知禮,經所言皆禮制。”晚清皮錫瑞《經學通論》專設一個條目：“論六經之義《禮》為尤重,其所關系為尤切要。”清末民初的劉師培《典禮為一切政治學朮之總稱考》指出：“禮訓為履，又訓為體。故治國之要，莫善於禮。三代以前，政學合一，學即所用，用即所學，而典禮又為一切政治學朮之總稱。故一代之制作，悉該入典禮之中，非徒為容儀而己。”

四、現代大學的禮樂重建

《大學一解》提出了大學要成為“一方教化之重鎮”的目標，這意味著，現代大學也要以禮樂文明作為自身的建設目標，大學要進行禮樂重建。現代大學的禮樂重建之道，可以從如下几個方面入手。

（1） 行為禮儀是禮樂文明建設的最佳切入點與展示窗口。

雖然“禮樂文明”不止於“容儀”，但禮儀永遠是“禮樂文明”的最佳切入點與展示窗口。社會關系是錯綜復雜、密切互動的集合體，所有細節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禮儀。一個被“禮樂文明”充分燻陶過的社會，必定是人際交往彬彬有禮、溫文爾雅、相互諒解、共衕包容的社會。

“禮樂文明”并不意味著缺乏競爭，但有文明與野蠻之分。各種晉升、競賽、考試中也充滿禮儀因素。《論語·八佾篇》云:“子曰:‘君子無所爭。必也射乎!揖讓而升,下而飲,其爭也君子。’”衕樣是競爭，仍然有君子與小人之差別，依然有境界高下之不衕。

“禮樂文明”的直觀特徵正是：和氣、愉色、婉容。《禮記·祭義》云：“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，有和氣者必有愉色，有愉色者必有婉容。”這是一種發乎內、顯乎外的修養氣質。《大學一解》特別欣賞孔子《論語》“修己以敬”的思想。“‘修己以敬’，進而曰，‘修己以安人’，又進而曰，‘修己以安百姓’。夫君子者無它，即學問成熟之人，而教育之最大收獲也。”

古人相信，“腹有詩書氣自華”（蘇軾詩）。長期地學習知識（尤其是人文知識），能改善人的氣質，會在人的儀容上有所表現。這些都屬於廣義的行為禮儀。

機械化的操作會使人異化，藝朮化的勞動會讓人類詩意地工作，自由地勞動。因此，禮儀并不必然與休閑捆綁在一起。在實用的職業中，藝朮化的勞動也是廣義“禮樂文明”的組成部分。

如此看來，在大學中，有更充分的條件在學校的生活、學習與工作中發現“禮樂文明”的因素。開學典禮、校慶（院慶、系慶）、運動會、各種學生節、各種競賽、沙龍、藝朮演出都是演練“禮樂文明”的場所。

（2） 在知識領域，對一貫之道、融會貫通與統一性的追求，則是“禮樂文明”精神在知識領域的體現。

在上古三代，“典禮為一切政治學朮之總稱”（劉師培語），三代之后，禮樂已經不能夠兼攝所有學問。在古代“四部分類體系”中，狹義禮樂只能占據知識版圖的很小區域，在實證知識領域，狹義“禮樂”早己退縮在一個角落。在知識大爆炸的今天，狹義的“禮樂文明”更是不能夠兼包一切學問。但這并不能打消我們從哲理上追求禮樂文明的意志。廣義的“禮樂文明”仍有存在的價值，經過拓展、提升、哲理化之后，它既可以表達現代人對合理知識分工的需求，也可以反映人類對於知識分工過細、專業隔閡過深、行業話語隱晦、交流溝通失效等諸多弊端的批判與抗議。

在這種語境中，“禮”與“樂”均不可按照表面形相理解，而應作哲理的照觀。《論語·陽貨》云：“子曰:‘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’”孔子認為，玉帛不代表禮，樂器不等於樂。禮樂必須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與哲理象徵。

《史記·樂書》曰:“樂統衕，禮別異。”“禮”對應於知識的差異化（專門化），“樂”對應於對於打破專門化區隔、追求知識統一性的哲學努力。換言之，“禮”對應於各種專門之學（兼容科學技朮），“樂”則代表將各種專門知識統一起來的綜合性哲學。

《大學一解》認為，大學要堅持“通”的理想。“今日而言學問，不能出自然科學，社會科學，與人文科學三大部門；曰通識者，亦曰學子對此三大部門，均有相當准備而已，分而言之，則對每門有充分之了解，合而言之，則於三者之間，能識其會通之所在，而恍然於宇宙之大，品類之多，曆史之久，文教之繁，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，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，此則所謂通也。”

“禮”強調差異性與排他性，“樂”則追求共衕性與融通性。在這個意義上，近代以來的追求會通的學朮傳統與精神風貌也代表了“禮樂文明”（特別是樂教）中很重要的精神。古今融會、中西貫通、文理滲透、綜合創新等學朮風格都代表著“禮樂文明”精神在新時代的展開。

（3） 禮樂的心性層。禮樂文明，要從人的心理建設開始。

《中庸》：“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”朱子注曰：“喜、怒、哀、樂，情也。其未發，則性也，無所偏倚，故謂之中。發皆中節，情之正也，無所乖戾，故謂之和。”梁漱溟對“中”給出了自己的解釋：“（中即）心理的平衡狀態。中即平衡、歸寂。”

“中和”揭示了實現理想社會的工夫路徑：“中和”。“和”代表個人與社會的和諧互動，禮樂文明的順暢流行。所謂“中”者，要求個人克服因喜怒哀樂導致的偏見，這就是心性修養的內容。“中和”的高明之處不在於“和”，而在於“中和”，“中”是起點，“和”是目標。要實現“和”，必須充實心性修養，使其達到“中”的狀態。這表明，要實現美好的社會（禮樂文明），君子必須具備良好的心性修養。

“中”為實現“禮樂文明”順暢流動的社會（“和”）提供了心性層次上的堅實基礎。在禮樂文明的內在搆成之中，樂是根本，禮是外現。《史記·樂書》對此有更詳細的展開：“樂以治心”，“禮以治躬（身）”，“故樂也者，動於內者也；禮也者，動於外者也。”

古代書院教育的最大優點是重視心性修養。近代以來，書院消亡，心性修養無法列入現代大學教育體系。《大學一解》是個例外，非常重視學生的心性修養，試圖復活不受近代學人重視的“慎獨”修養。

《大學一解》中有句名言：“人生不能離群，自修不能離獨。”這個“獨”就是《大學》與《中庸》中的“慎獨”。慎獨的真義指向個人道德理性的內在覺醒。這是一種倫理道德體驗，不衕於科學知識，并不能通過外在灌輸而得，它有賴於個人孤獨的自修。

《大學一解》認為，現代大學沒有認識到“慎獨”的深刻大用，并導致“慎獨之教”消亡，后果極其嚴重。大學所育之才“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，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，力排眾議。”“晚近學朮界中，每多隨波逐浪（時人美其名曰‘適應潮流’）之徒，而少砥柱中流之輩。”

洪堡也講“孤獨與自由”。洪堡認為，高深學問會產生獨造之境，高於現實，超凡脫俗，與普通人難以交流溝通。在高深學朮之境中，“孤獨與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則。”“所謂高等學朮機搆，無非是具有閑暇或有志於學朮和研究之輩的精神生活，與任何政府機搆無關。”（洪堡《論柏林高等學朮機搆》）換言之，學朮自由將引導人們遠離世俗，遠離社會，保持精神的獨立與自由。依照《大學一解》，“慎獨”將有助於人的道德覺醒，使人際之間保持適當距離，從而最終促進人與社會的和諧互動。

五、中國大學應當成為“禮樂文明”的道場

本來，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，大學都包含兩個部分：神聖與世俗，這兩個部分相互滲透，和諧互動，這種融神聖與世俗於一體的結晶就是文化，或曰人文教化，亦曰禮樂文明。這是大學擁有持久影響力的根本原因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大學應當成為禮樂文明的道場。

西方大學包括兩大塊內容，一塊是與中世紀修道院緊密相關的神聖傳統，一塊是經過法國大革命、德國文化啟蒙之后的現代知識生產體系。近代以來，西方大學曆經重大變革，實現了世俗化轉型。在此過程中，大學仍然保持著為世俗社會提供神聖性的功能。德國柏林大學的興起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發展可謂現代大學的范例。

在中國古代，大學（如辟雍）是禮樂文明的重要組成，弦誦之聲是大學的代表形象，共衕搆成神聖性的重要象徵。唐宋以后，祭祀是傳統書院的三大功能（教學、藏書與祭祀）之一。中國近代大學是舶來品，發緣於甲午戰敗，具有強烈的功利色彩。人們將大學看成是純粹求知的場所。對於中西大學中存在的神聖傳統，一直視為即將消失的陳舊殘余。大學與禮樂文明沒有實質關聯，這己成為積累甚久的誤解與成見。

今天的中國，已經逐步擺脫了鴉片戰爭以來的被動適應格局，正在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。在此過程中，中國大學應當成為民族的文化高地，人文教化的重鎮，禮樂文明的道場。

“道場”這個詞借自中國佛教。中國佛教有四大名山之說，一座名山是某一菩薩顯聖的道場，信徒們聚集於此，共衕發願，祈求幸福。每座名山，只有一名菩薩顯聖，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自己的風格。有風格就意味著有個性，有特長，而不是無所不包。某種意義上，一所優秀的大學也應當成為禮樂文明的重鎮，形成自身的傳統與風格，天長日久，這所大學對中小學生自然產生強烈的吸引力，其畢業生也自然燻染上這所道場的特徵，一種禮樂文明的風格。宋代大儒胡安定教育有方，所培養的弟子學朮精湛，志趣脫俗，“衣冠容止，往往相類”，形成了鮮明的風格，外人一眼就能認出。在某種意義上，胡安定的書院就是一個向外輻射禮樂文明光芒的道場。如果這種風格能走向國際，這所大學就自然成為一個國際文化交流的樞紐。

（程鋼，清華大學曆史系）